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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写于13年前的控诉信 侵华日军富阳暴行的铁证
2015-09-01 来源：富阳新闻网
日军侵占富阳的8年间，烧杀掳掠，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给当地人民带来空前绝后的浩劫。随着时间流逝，当年家破人亡的伤痛逐渐被复原，成为我们深刻的集体记忆。
然而，即便过去了70多年之久，但侵华日军当年的种种伤害依然存在后遗症。当中最典型的，当属日军当时在富阳投下数量众多的毒气弹和细菌弹。
毒气弹和细菌弹的特点是，除了直接导致受害者死亡外，幸免于难的伤者依然要遭受一生的苦痛折磨，由此给本人及其家庭带去沉重负担。更令人唏嘘的是，不少伤者甚至至死都不知道自己受了一辈子苦的原因。
此外，即便战争结束，那些毒气、细菌的残留仍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留杀伤力，百姓稍不留意便会沾上致病。
在富阳，细菌、毒气伤者目前留世数量较多。他们身体上那些令人不忍目睹的伤口，便是当年日军暴行的铁证。
“要通过父亲的信控诉侵略者罪行”
在本报筹备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系列报道期间，灵桥镇新华村的丁法根通过市民记者张进发提供了关于他父亲丁渭文遭受毒气侵害的相关资料，其中有一封丁老“写”于2002年的控诉信。
记者驱车赶到新华村，见到了这封控诉信，但遗憾的是，丁渭文老人已去世多年。
丁法根说，他父亲并不识字，这封控诉信是当时找人根据父亲口述代写的，写成后，写信者向老人和家人朗读一遍，确认无误后，“我爸郑重地在自己名字按上了手印”。
代写这封信的人来头不小，名叫李晓方，时任新华社《中国图片报》特约记者。当时，他受王选委托，专程来到富阳调查细菌战的受害者，作为向日本提起诉讼的证据之一。从1995年开始，王选等人在国内组织了一个多达108名细菌战受害者的原告团，其中浙江籍受害者占了不小的比例。他们集体向日本提起赔偿诉讼，诉讼过程漫长而艰难，王选等人在将近20年的上诉、败诉、再上诉、再败诉的过程中，经历了他人难以想像的困难和疑惑。根据当时的采访记录看，王选曾表示，她不怕苦不怕失败，最怕时间。十几年间，108人中的多人先后去世，致死也没向日方讨到一个说法。
当时，根据李晓方等人检查，确定丁渭文确是受毒气所害，还拍下了数张伤口照片。只可惜，家里没有留下关于伤腿的任何照片，丁法根向记者形容，父亲两条腿的皮肤是“黑色的，像树皮，密密麻麻的裂纹，也像鱼鳞，会一层一层地结痂，稍一碰，就疼痛难忍，常常流血”，他强调，“那血都是黑色的”，到了夏天最难受，痒得厉害，又不能挠，实在忍不住，稍微挠一下，流血又流脓，时间一长两腿就发臭。
控诉信显示，1941年，丁渭文和同村村民一起前往杭州三墩贩卖黄纸时，不幸碰触到沾有细菌的岩石而染病，而后越发严重，不到一个月便丧失了劳动能力。那一年，他刚满25岁，已结婚生子，是家中主要的劳动力。
一家人由此陷入数十年的贫困，在丁法根的童年记忆里，只有吃不饱、穿不暖。
“最可怜的是父亲和母亲。”丁法根说，父亲忍受了50多年的痛苦，而母亲则终身操劳，不但要照顾父亲，还要种田干农活，含辛茹苦养活一家人。
采访最后，丁法根说：“日本鬼子的细菌，给我们家几代人带来那么大的痛苦，在今年这个特殊日子，一定要通过父亲的信，控诉侵略者的罪行，我们不会忘记。”
富阳是遭受日军毒气、细菌侵害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根据区史志办2006年的调查统计，查明富阳境内有名有姓的因日军细菌、毒气致死的有379人，伤951人。但实际上，实际伤亡人数远超于此。
侵华日军对在富阳使用毒气弹、细菌弹有着明确的记载，尤其在1939年3月的东洲保卫战中，有多位亲历者描绘了当时日军使用瓦斯、细菌、毒气弹后的惨烈景象。有亲历者回忆说：“我们队伍正集合训练，突然嗅到辣芥气味，越来越凶，接着喉咙痒起来，呼吸困难……”东洲地区由此出现了人数较多的细菌、毒气伤亡者，其中不乏平民。
而在日军侵占富阳后，有时入村扫荡时也会使用毒气。1940年，日军就在原受降镇梓树村投放了毒气弹，致使10人死亡，而后多名村民受到感染后致病。
富阳24个乡镇（街道）中，湖源是唯一一个侵华日军未抵达过的乡镇，但依然逃不过细菌和毒气的侵害。湖源之所以也会出现受害者，一方面可能由境外输入，更重要的是日军不仅在战场释放毒气，还会用飞机直接向下撒播治病细菌。
毒气、细菌的侵害不仅范围广，而且维系时间长。东洲街道华墅沙村章南忠回忆说：“1943年农历正月到1944年农历六月，一年半时间内，我家族中共有11人因感染去世……后来，谁都不敢进我家里给死者收尸，亲戚朋友也不敢来……”
统计显示，富阳沦陷8年间，每年都会有毒气、病毒的平民伤亡记录。
毒气、细菌给富阳造成了大面积的伤害和恐慌。受当年文化素质等限制，村内一旦出现伤者，其他村民往往认为是“瘟疫”，由此在给伤者带来身体病痛外，还会伴随持续的心里伤害，令人恐怖的症状给伤者造成了与人交往的障碍，丧失自尊、脱离社会，精神创伤和肉体病痛终身不能平息，其中不乏无法忍受痛苦和贫困而选择自杀的幸存者。
然而，即便过去了70多年之久，但侵华日军当年的种种伤害依然存在后遗症。当中最典型的，当属日军当时在富阳投下数量众多的毒气弹和细菌弹。
毒气弹和细菌弹的特点是，除了直接导致受害者死亡外，幸免于难的伤者依然要遭受一生的苦痛折磨，由此给本人及其家庭带去沉重负担。更令人唏嘘的是，不少伤者甚至至死都不知道自己受了一辈子苦的原因。
此外，即便战争结束，那些毒气、细菌的残留仍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留杀伤力，百姓稍不留意便会沾上致病。
在富阳，细菌、毒气伤者目前留世数量较多。他们身体上那些令人不忍目睹的伤口，便是当年日军暴行的铁证。
“要通过父亲的信控诉侵略者罪行”
在本报筹备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系列报道期间，灵桥镇新华村的丁法根通过市民记者张进发提供了关于他父亲丁渭文遭受毒气侵害的相关资料，其中有一封丁老“写”于2002年的控诉信。
记者驱车赶到新华村，见到了这封控诉信，但遗憾的是，丁渭文老人已去世多年。
丁法根说，他父亲并不识字，这封控诉信是当时找人根据父亲口述代写的，写成后，写信者向老人和家人朗读一遍，确认无误后，“我爸郑重地在自己名字按上了手印”。
代写这封信的人来头不小，名叫李晓方，时任新华社《中国图片报》特约记者。当时，他受王选委托，专程来到富阳调查细菌战的受害者，作为向日本提起诉讼的证据之一。从1995年开始，王选等人在国内组织了一个多达108名细菌战受害者的原告团，其中浙江籍受害者占了不小的比例。他们集体向日本提起赔偿诉讼，诉讼过程漫长而艰难，王选等人在将近20年的上诉、败诉、再上诉、再败诉的过程中，经历了他人难以想像的困难和疑惑。根据当时的采访记录看，王选曾表示，她不怕苦不怕失败，最怕时间。十几年间，108人中的多人先后去世，致死也没向日方讨到一个说法。
当时，根据李晓方等人检查，确定丁渭文确是受毒气所害，还拍下了数张伤口照片。只可惜，家里没有留下关于伤腿的任何照片，丁法根向记者形容，父亲两条腿的皮肤是“黑色的，像树皮，密密麻麻的裂纹，也像鱼鳞，会一层一层地结痂，稍一碰，就疼痛难忍，常常流血”，他强调，“那血都是黑色的”，到了夏天最难受，痒得厉害，又不能挠，实在忍不住，稍微挠一下，流血又流脓，时间一长两腿就发臭。
控诉信显示，1941年，丁渭文和同村村民一起前往杭州三墩贩卖黄纸时，不幸碰触到沾有细菌的岩石而染病，而后越发严重，不到一个月便丧失了劳动能力。那一年，他刚满25岁，已结婚生子，是家中主要的劳动力。
一家人由此陷入数十年的贫困，在丁法根的童年记忆里，只有吃不饱、穿不暖。
“最可怜的是父亲和母亲。”丁法根说，父亲忍受了50多年的痛苦，而母亲则终身操劳，不但要照顾父亲，还要种田干农活，含辛茹苦养活一家人。
采访最后，丁法根说：“日本鬼子的细菌，给我们家几代人带来那么大的痛苦，在今年这个特殊日子，一定要通过父亲的信，控诉侵略者的罪行，我们不会忘记。”
富阳是遭受日军毒气、细菌侵害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根据区史志办2006年的调查统计，查明富阳境内有名有姓的因日军细菌、毒气致死的有379人，伤951人。但实际上，实际伤亡人数远超于此。
侵华日军对在富阳使用毒气弹、细菌弹有着明确的记载，尤其在1939年3月的东洲保卫战中，有多位亲历者描绘了当时日军使用瓦斯、细菌、毒气弹后的惨烈景象。有亲历者回忆说：“我们队伍正集合训练，突然嗅到辣芥气味，越来越凶，接着喉咙痒起来，呼吸困难……”东洲地区由此出现了人数较多的细菌、毒气伤亡者，其中不乏平民。
而在日军侵占富阳后，有时入村扫荡时也会使用毒气。1940年，日军就在原受降镇梓树村投放了毒气弹，致使10人死亡，而后多名村民受到感染后致病。
富阳24个乡镇（街道）中，湖源是唯一一个侵华日军未抵达过的乡镇，但依然逃不过细菌和毒气的侵害。湖源之所以也会出现受害者，一方面可能由境外输入，更重要的是日军不仅在战场释放毒气，还会用飞机直接向下撒播治病细菌。
毒气、细菌的侵害不仅范围广，而且维系时间长。东洲街道华墅沙村章南忠回忆说：“1943年农历正月到1944年农历六月，一年半时间内，我家族中共有11人因感染去世……后来，谁都不敢进我家里给死者收尸，亲戚朋友也不敢来……”
统计显示，富阳沦陷8年间，每年都会有毒气、病毒的平民伤亡记录。
毒气、细菌给富阳造成了大面积的伤害和恐慌。受当年文化素质等限制，村内一旦出现伤者，其他村民往往认为是“瘟疫”，由此在给伤者带来身体病痛外，还会伴随持续的心里伤害，令人恐怖的症状给伤者造成了与人交往的障碍，丧失自尊、脱离社会，精神创伤和肉体病痛终身不能平息，其中不乏无法忍受痛苦和贫困而选择自杀的幸存者。